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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万信托从业者应该是怀着百味杂陈的心情度过的。

　　有惶恐，有愤怒，有哀怨，有祈祷。

　　唯独没有希冀。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空穴不来风。

　　融资类信托业务全停的消息在市场传开，据说多家信托公司日前收到来自银保监会信托部的窗口指导，明确各家公司压缩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的具体规模。

　　这种时候当然少不了内部人士。

　　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监管部门按照各家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所占据行业总量比例，下达具体指令。以各公司2019年底的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规模为基础，各自压降比例在20%左右，每一家都有具体压降数值。”

　　也许有人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

　　毕竟信托行业喊“狼来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些年过来，总觉得也还过得去。

　　但真的还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过下去吗？

　　估计这次，确实有点困难了。

　　从市场的反馈来看，如果监管baba不放松口径的话，这次信托大概率要凉。

　　或者从业者至少也要恢复到步行街街薪水平之下。

　　以往那种“前台小妹，年薪百万”的浮夸盛景再也不复存在。

　　1979年的风吹到2020年的人脸上，似乎鲜活依旧。

　　但那跨越40年的时光，终究是回不去了。

　　也好，人总要认命。

　　前世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恢复发展信托业，至今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融资类信托可以说是最早的信托业，延续至今。

　　1979年1月，料峭的冬寒尚在继续。邓公邀请了5位工商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涮羊肉火锅。

　　邓公亲切地称五人为“老同志”，号召他们继续搞企业，称“经济建设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希望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并历史性提出要摘掉工商界资本家的帽子。

　　9个月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　　

　　1979年10月，走过了繁荣也淌过了沉寂。

　　从中信这一步开始，中国信托业正式归来，开始了接下来40余年的风雨兼程。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从古至今缺少的从来都不是创新的动力和决心，缺少的只是对于规则的敬畏和对于欲望的控制。

　　所以在信托业发展初期，唯一的困扰只是发展太慢。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缺钱。

　　不止人民，还有国家。

　　1977年外汇储备为9.52亿美元，1978年剩1.67亿美元。

　　而信托作为国外已经成熟的优越制度，自然被寄予了厚望。

　　或者准确的说，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之举。

　　毕竟当时在国内，如果你说靠信用能借钱，如果没被打死，多半也是借不到钱的。

　　外国还是开放。

　　中信第一笔在日本发行100亿私募债券，竟然有几十家日本机构踊跃认购。

　　成功为工业化建设引入了大量资金，中信也在那时成为了信托业的一面旗帜，被邓公指认为“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这就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的大门。

　　人们第一次知道，原来钱不仅可以生钱，还可以无中生有。

　　但这也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信托突然被摆到了这样重要的位置，不论市场还是政府其实都没准备好。

　　一时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信托热”。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渠道的多余闲置资金，弥补银行信贷的不足，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纷纷成立信托投资公司。

　　短短几年，信托行业快速膨胀。

　　到了1982年6月，仅银行下辖的信托投资公司或部门，就多达620个。

　　在那段野蛮生长的年代，信托把中国经济滋养得苗肥果壮。

　　资产迅速扩张，用媒体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

　　可惜那时候人们没听过莎士比亚的名言：

　　那些狂暴的欢愉，终将有狂暴的结局。　　

　　信托所谓“信托贷款”业务，资金来源是负债资金，与银行贷款业务并无太大区别。

　　为了避免风险，1982年，在这种无序的矛盾冲击中，信托史上的六次整顿拉开了序幕。

　　越整越乱，越乱越整，就是这十几年间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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